阿爾溫.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中說：“世界已經離開了依靠金錢與暴力控制的時代，而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信息強權的人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所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利用強大的語言文化優勢，達到暴力與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尼葛洛龐帝在其《數字化生存》中說：“現在互聯網絡上絕大部分商業秘密信息的提供者是歐美國家，而且網絡系統從硬件到軟件到各種標準，都是發達國家來制造和控制的，無形之中落后的不發達國家就會受到種種的控制。”

　　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家摩根索在《國際政治學》中指出：“我們所謂的文化帝國主義，是所有帝國主義方法中最靈巧、最成功的帝國主義......它的目的不在于領土的政府，也不在于控制經濟命脈，而在于政府并控制人們的心靈，借以改變兩國間的權力關系。假若我們能夠設想甲國的文化，尤其是甲國的政治思想連同一切具體的帝國主義目標，征服了一國所有決策人物心靈的話，那么甲國將已贏得了一項較之任何軍事政府者或經濟征服可能贏得者更安全的勝利，同時甲國的優越地位也將建立在更穩定的基礎上。

　　甲國將無需施以軍事威脅或使用武力或經濟壓力，以完成其目的；因為那種目的——是乙國服從甲國的意志——由于甲國優越文化的說服力以及更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學，將早已實現了。”這三段話是對“文化霸權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文化殖民主義”及其危害所做的最恰當的解釋。在信息網絡技術高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的背景下，借助于衛星電視盒廣播、互聯網絡等現代信息傳播媒介，世界各國的信息可以頻繁地進行無國界的流動，使文化的傳播和發展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但是這并意味著異質文化之間可以平等的對話，反而為“文化霸權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文化殖民主義”的泛濫提供了更好的土壤，使文化傳播和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更加嚴重。